近代中国面临"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"，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以及建基于此的农村社会组织日渐消解，产生一系列问题，从而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革命和农村社会运动。农业团体的有关思想主张及活动，即为其重要的有机构成，且对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。一时间，各种农业团体，名目之繁多、形式之多样古来未见;其口号、纲领及活动亦随时势、社会和政治变迁而不断变化。农业团体从破解农民问题入手，其核心要义是通过知识性、制度性变革，塑造一个契合现代知识论、价值观的新型农人阶层，以及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现代农业产业模式、社会组织样式。诸如此类，既不应简单视作农业教育之补充或其延伸扩展，亦非诉诸社会、经济或文化某一专史可以涵括。中国自古为农业社会，以农立国，在整体视界下全面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农业团体，是贯通历史和现实、深化拓展中国近现代史和"三农"问题研究的一把有效钥匙。

农战、学战与农业团体名实之辨

在中国，农业团体古来无有，是近代中西方农业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。清季以来，相关各类团体大量涌现，直接冠以"农"字者与无农之名而有农之实者兼而有之。中国"农业团体"之名与实，皆有别于欧美及日本"共益团体"之属性规定，其所指既非严格意义上农民团体、农业者同盟与政治运动团体，亦非纯粹学术团体，其外延大为扩充，实际用以指称一切涉农的团体组织，举凡各种学术社团、乡村建设团体，抑或农会、农协以及政府性组织皆在此列。

晚清农业团体，肇始于"兴农抵洋"之"农战"观念，借鉴西学架起一座沟通"农"与"学"的桥梁，最终落实于"学战"之上，其表在农，其里却在学。近代开埠以来，"意大利、法兰西、印度、锡兰所种丝、茶，反浸浸乎胜于中国"(夏东元编:《郑观应集·农功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37页)之窘状，引发了朝野各方的忧虑，认为重农抑或贱农的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关乎国运盛衰，"中国三代以来，重农贵粟，边患不生;周之衰也，列国并争，迄无宁岁;秦乘其弊，遂以商君农战之法并吞诸侯。俟今读商子农战一篇，……(始知)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"(《农战论》，《申报》1899年2月26日第1版)。时人认为，打通古今中西历史的时空概念，"农战"作为国之利器，施之于古，可养民保民，实现富国强兵;施之于今，则堵塞漏卮、挽回经济利权，并引入域外"农学"以为"战"之根本。

揆诸史实，中国人最早接触农业团体的相关语汇，大致可以追溯到1873年7月5日英国人在沪出版的《北华捷报和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》"航运新闻"报道中提到的"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协会"。1890年，孙中山将相关观念和概念进一步传播，他在《致郑藻如书》中呼吁振兴农桑，"鼓励农民，如泰西兴农之会，为之先导"。他与同时代的有识之士敏锐意识到，"今东、西各国以商战、工战、农战，而实以学战"(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，广陵书社2014年版，第4152页)，主张"先立一兴学之会"，逐渐于邑城设"大学馆"。1895年，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农学团体--农学会，在《拟创立农学会书》中，称要以"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，阐明相生相克之理，著成专书，以教农民，照法耕植"。翌年，罗振玉、蒋黻、朱祖荣、徐树兰等人相约在上海成立农学会(或"务农会")，以"讲求农学，植国家富强之原"为旨趣，并定期出版中国第一份大型农学专业期刊《农学报》。1895年，康有为在《上清帝第二书》(即《公车上书》)中向光绪皇帝建议"遍于城镇，设为农会，督以农官";此后康有为和张謇相继在《请兴农会奏》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》提请"开农会"，"各省专派一人，主持其事"，并明降谕旨饬令"督抚护持"。中外官民各方合力推动并促成了政府系统农业团体的初创。1898年，光绪皇帝明令各省府州县"皆立农务学堂，广开农会，刊农报，购农器，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，以为之率"(《清实录·德宗景皇帝实录》六，卷四二三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540页)。1906年清政府颁布《农务会试办章程》和《农会简明章程》23条，为农业团体的开办提供了制度保障。至1910年，各省"总计总会奏准设立者十五处，分会一百三十六处"(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卷三七八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，第页)。江西抚州知府何刚德曾感叹这种变化:"天下竞言农战矣，设农会、购农报，莫不以考求新法为急务。"(《抚郡农产考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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